耶路撒冷，7月26日——在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推行的司法改革引发数千名以色列人封锁道路并与警方发生冲突之际，阿拉伯公民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们对这场危机的冷漠态度。
他们占以色列970万人口的五分之一，可能是受到宗教民族主义政府对最高法院争议性限制影响最大的群体之一，但他们所表达的关切超越了权力平衡的讨论。
“我们一直在为生存而奋斗，”67岁的退休教师阿德南·哈吉·叶海亚(Adnan Haj Yahia)在泰贝(Taybeh)的一家咖啡馆中沉思道。泰贝是一个毗邻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阿拉伯中心城市。
他看到以色列主要报纸头版上的抗议广告，上面写着“民主的黑色一天”，他说这正是他所在社区的日常现实。
以色列的大多数阿拉伯公民是1948年战争后留在新以色列国的巴勒斯坦人的后裔。他们大多自认为是巴勒斯坦人，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自己在政治中的地位，努力平衡传统与以色列国籍之间的关系。
当其他人热烈讨论这个国家作为犹太和民主国家的身份时，巴勒斯坦公民“在这个模式中没有地位”，律师哈桑·贾布林表示，他是总部位于海法的阿达拉人权组织的创始人。
贾布林在少数民族权利案件上向最高法院请愿已有20多年，他指出，在“极端、不合理的歧视”案件中，最高法院传统上是最后一道防线。他提到保护阿拉伯人参与选举、公平分配预算以及居住在不允许阿拉伯人居住的城镇的权利。
然而，他表示，无论是拥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阿拉伯人还是生活在军事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在一个日益保守的法院中几乎没有希望，因为法院支持2018年《民族国家法》(Nation-State Law)等法案，该法案宣称只有犹太人有自决权。
贾布林说：“在以色列，歧视是官方的。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拒绝国家应当属于全体公民的国家。”
“生存是首要任务”
尽管以色列声称给予他们平等的权利，但许多阿拉伯人表示，他们面临着结构性歧视和敌对政策。
以色列民主研究所2021年的一份报告显示，犹太人和阿拉伯公民之间存在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差距，阿拉伯人的贫困率是犹太人的三倍多。
报告指出，阿拉伯人主要从事低收入的工业工作，通常生活在拥挤的城镇和村庄，基础设施不足，学校资金短缺。
阿拉伯-犹太政党Hadash的议员Aida Touma-Sliman对路透社表示，对于巴勒斯坦民众来说，行政机构监管减弱的危险显而易见，尤其是在一个由煽动反对定居点情绪的高级部长组成的政府下，该政府扩大了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谴责财政部长Bezalel Smotrich煽动暴力的言论，他表示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巴勒斯坦村庄必须被以色列“清除”。
但图马-斯里曼表示，许多人仍然持观望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充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象征的抗议运动中没有得到反映。
相反，巴勒斯坦公民几个月来一直在动员起来应对另一种危机：震撼他们社区的创纪录的犯罪暴力。
一个反对暴力活动的倡导组织收集的数据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至少有130名阿拉伯公民死于与犯罪有关的枪击事件，是去年同期死亡人数的两倍。
图马-斯里曼指出，不仅死亡人数不断上升，而且有组织犯罪集团对当地社区造成的瘫痪效应也使他们感到不再安全。
社区领袖和成员呼吁总理采取行动，指责政府和警方的系统性忽视。内塔尼亚胡在6月的一天内发生5人被杀事件后发表了一份罕见的声明，称政府“决心打击有组织犯罪，恢复平静”。
他说：“巴勒斯坦社区正在为生存而战。在这一点上，巴勒斯坦人的首要任务是生存。对抗议者来说，犹太抗议者的首要任务是生活在民主中。”——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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